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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成为语言保护的“密码”

“如果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

  现状:满通古斯语族各语言处于不同濒危状态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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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前做的调查显示,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一百到一千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像阿龙语这种情况的,中国大陆还有十几种,如赫哲语。”孙宏开说。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最早研究赫哲语的是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他于20世纪30年代深入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富锦、同江、抚远一带实地考察,撰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书中用50页篇幅记录了赫哲语音、赫哲语法。此后,学界对赫哲语陆续展开深入研究。从学者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赫哲语的使用特点经历了从会讲赫哲语、汉语赫哲语并用、汉语为主赫哲语为辅到现在赫哲语濒危的过程。

“当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再活在人们的嘴上,一个比我自己死去更深的寒冷传遍全身,因为这是所有我这类人的集体死亡。”澳大利亚诗人戴维·马洛夫(DavidMalouf)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民族语言濒危所带来的惶恐与沮丧。语言的死亡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与残酷的生物界一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语言注定要遵循一套共同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国外的语言学家在上世纪末便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最近更新的数据超过了7000种),将有三分之二的数量在21世纪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确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一大批以抢救濒危语言为诉求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股思潮很快从西方传到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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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他们现在鼓励一些民间艺人用拼音白文记录。“这些民间艺人,会唱很多民族故事。他们之前记音都是用的老白文,很少有人能看懂了。现在我们鼓励他们用拼音白文来记音,这样有利于流传。”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黑龙江大学教授哈斯巴特尔(蒙古族):我国鄂温克族的语言情况比较复杂,三个方言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说鄂温克语已经陷于濒危状态。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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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到一份特别的捐赠——150卷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

黄行的观点很明确,即语言首先是交流工具,能不能生存发展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了社会功能。这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由社会需求、社会功能决定的。“你让一个少数民族只说母语,不说通用语言,那就更不能存在和发展了。过去很封闭,可以在内部交流,但现在要跟外面的语言文化接触,两相对比,他们的母语肯定处于劣势,自然会选择更发达、更规范,表达能力更强的语言。”濒危语言的现象不可逆转,民族差异、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大趋势注定会衰减,“语言权利是一种天赋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道义上需要保护、抢救,但我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不要企图通过外力去干预、去加速这种趋势,而是通过自然的选择。”

  黑龙江大学教授赵阿平(满族):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目前仅有黑龙江省少数满族村屯的部分满族老人(不足百人)能以满语会话。满语是满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深厚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全国现存满文档案史料约三百多万件(册),其中黑龙江省档案馆现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约有二万余卷,有关边疆、民族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丰厚的满族语言文化遗产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宝,保护调查现存满族语言文化珍贵资料,发掘研究大量满文档案史料成为专业工作人员承担的紧迫重任。

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孙宏开说,1960年,他第一次去调查,大概有400人能讲。如今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

“濒危语言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历史背景、现实状况。有人说,濒危语言要抢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没有必要去阻止。说到底,语言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它有交际功能,那就保存。不讲母语,会用更有效率的语言,这样做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在濒危语言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黄行的看法是,不要让悲观论裹挟濒危语言现象。“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伴随着多元文明与多样文化,传统社会比较封闭,信息手段只是口耳交流或者纸笔交往,到了开放的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整个体制的变化,造成语言越来越统一和规范,势必会伴随多样性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特点所造成的结果,不像物种消失,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所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平行的价值取向,很难说。”

  鄂温克语使用情况比较好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由于他们居住集中,族内婚较多,容易形成鄂温克语的小环境,以及邻里之间、族内之间都用鄂温克语交际,所以,鄂温克语保留较好。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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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小学教师刘蕾证实了这个情况。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藏地区,当地没有“方便面”这个词汇,人们就用“康师傅”来替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自己的词汇本来就很有限,涉及政治、科技、工业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随着外来词汇的介入,懂得传统语言的人就更少了。”葛剑雄说,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语言主要靠口头交流,而只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传承书面语言和文字。“通过自然的传承、光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鼓励其他民族的去学习、去研究,尤其是人口最多的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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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甘肃省会宁县闭幕的第1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教育部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70%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只能听懂的单向交流,相当于全国仍有约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12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到一份特别的捐赠——150卷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

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为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任远:赫哲族是我国东北边疆古老民族之一,世代以渔猎为生,主要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赫哲一词在赫哲语中有下游和东方之含义。赫哲语中的奇楞(狩猎为主的部族)方言和赫真(包括俄罗斯境内的那乃族)方言有相当大的差异。黑龙江边的勤得利以上及松花江沿岸一带为奇楞方言,勤得利以下至乌苏里江一带是赫真方言。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赫哲语主要靠老人口头传承,靠伊玛堪歌手的说唱传承。另外,在长期与相邻民族的交往中,受其影响,赫哲语中带有其他民族借入的词汇。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当然,任务依然艰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接受采访时说,800多个调查点尚未启动,东南地区方言极为复杂,设点多、难度大,今后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所有的受访者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发达,带来普通话普及。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陈巴尔虎旗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语言情况不及鄂温克旗人,他们基本上通晓蒙古语和汉语,一般都用蒙古语交际,很少用鄂温克语,所以,鄂温克语的流失情况严重。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不过,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黑龙江流域、大小兴安岭等地区是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龙江学界在展开满通古斯语族的田野调查、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的满通古斯语族濒危语言文化学术座谈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学会、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给予了学术支持。

如何鉴定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9项评估指标: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绝对人口,语言使用者相对人口,语言使用域的走向,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官方语言态度和政策,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现有记录材料的种类和质量。前6项考察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分为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灭绝六个不同等级。“经过这些年的识别工作,中国语言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最近的数据是136种。”孙宏开表示,真正充满活力的、划分在安全级别的语言不多,约有七八种,处于极度危险的数量相当,已经灭绝的有两三种。他提到了自己写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曾被翻译成4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那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彝语等,而属于濒危语言、灭绝语言的两组数据似有偏差。列入“濒危组”的成员近20位,包括阿侬语、赫哲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仙岛语、泰耶语等;“灭绝组”则有满语、木佬语、哈卡斯语、羿语、巴则海语等8种语言,其表现为——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人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仅有个别人知道母语,但已经没有人再来用它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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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务依然艰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接受采访时说,800多个调查点尚未启动,东南地区方言极为复杂,设点多、难度大,今后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保护是道义,也要尊重自然选择”

  由此可见,赫哲语使用现状处于濒危状态。赫哲人平常通用汉语,说本民族语的赫哲人已不多见,只有少数几位伊玛堪歌手还在用赫哲语传唱伊玛堪。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王峰、李松梅和他们的同事,则会举办各种语言培训班,甚至利用微信群学习语言。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只有5354人。

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通用语言,一方面又要落实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学界与政府都希望在两者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黄行看来,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他的理由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比中国大,你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否则就不具备参与国家事务和享受公民权利的条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语言通用程度比我们高得多,推广通用语言的任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讲,这样一来,肯定会造成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冲击,甚至会取而代之。”黄行说,如何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又能使用他们的母语,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不能因噎废食,过于强调本民族语言的保护而不让他们去学习汉语普通话,到时损失会更大,“现在我们就处在这种矛盾的状态。”“通用语言的推行要有一个度,不能脑子热,我跟国家语委的人也说,现在的汉语你不用担心,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铺天盖地,电视广播,大家每天都在学,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弱势语言的生存。”戴庆厦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处理不好,若干年以后,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就出来了,到时收拾都来不及。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提出的思路是“两全其美”,其双语观的核心是坚持双语平等。“一个民族的母语,不论人口多少、不论使用功能如何,与通用语都有平等的地位,都要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因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有限,就忽视它的重要作用。所谓尊重,就是要坚持我国宪法里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对于通用语,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已为少数民族所理解、所认识,所以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学习通用语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两全其美,和谐发展——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2011)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位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查,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非常熟悉,请介绍一下你们研究的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如何?

短短的一则消息拨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人们在就推广通用语言的话题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开始惦记各自家乡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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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开做了60多年的语言田野调查。他举了一个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例子。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参加座谈的有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王宏宇,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副主席吴占柱(柯尔克孜族)等。会议由本报记者曾江和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孟秀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濒危语言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和讨论。

http://www.dianneaigaki.com ,  据他介绍,他们现在鼓励一些民间艺人用拼音白文记录。“这些民间艺人,会唱很多民族故事。他们之前记音都是用的老白文,很少有人能看懂了。现在我们鼓励他们用拼音白文来记音,这样有利于流传。”

拯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 “国家队”加入

1974年,欧洲的曼克斯语随着内德•麦德瑞的去世而消失;1981年,澳大利亚的瓦龙古语(Warrun-gu)在最后一名使用者倒下后而灭绝;1992年,高加索地区的乌巴赫语在秋日的某个黎明到来前结束了使命;1995年,喀麦隆阿达马瓦省的卡塞布语没能等来新年的热闹钟声。1998年,中国学者薄文泽在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的山区找到了一个会说羿语的老人,两年后,老人过世,这唯一的调查线索也断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作者简单描述了我国一些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赫哲语——至2000年年底,会说这种语言的只有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满语——黑龙江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缘村屯的老人能说满语,不超过50人;仙岛语——阿昌族的支系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人左右;苏龙语——珞巴族的支系语言,传承者仅数十人。

  根据《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凌纯声当时接触的赫哲人都会讲赫哲语,书中记录了29类、925个赫哲语单词,还记录19个用赫哲语讲述的赫哲故事,可以肯定当时的赫哲人是掌握本民族语言的。根据1958年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分赫哲人已会汉语,在社会交际中用汉语,在家庭交际中用赫哲语,即双语并用。调查者在《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还总结了赫哲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1980年,黑龙江伊玛堪调查小组的调查材料《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指出:40岁以下的赫哲人,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赫哲语,至于持民族语言讲话的,则几无一人。五六十岁以上的,也大都使用汉语,只有很少几个老人(包括伊玛堪歌手),还可通晓赫哲语。由此形成了以汉语为主、赫哲语为辅的局面。2012年,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编撰的《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出:目前在赫哲族聚居区,只有20几人会赫哲语,所占比例还不到人口总数的0.5%,而这些会赫哲语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人。

  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条例影响挺大,那以后做任何工作都有法律依据了。”王峰说,“因为大部分人有英文和拼音基础,四五天就能全部学会。手机发送也方便,我们还制作了双语言表情包。湖南和贵州的白族,学习热情也很高。”

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戴庆厦认为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问题,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本族人对待母语消亡的态度。以赫哲族为例,这是一个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赫哲语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使用人口急剧减少,语言功能不断弱化。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汉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少、居住分散,而流动性大的渔猎经济、高比例的族际婚姻、汉语教学也与之有关。一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三江赫哲人家,看到的景象是“现在建有双语小学,但除了少数几位老人能说一些,已经很少有能完整讲赫哲语的人了”,其结论是“今天赫哲语已成为严重濒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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